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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由是不去挑战世俗礼法的心灵自在，它蕴含着牺牲自己内心来迎合不合理的社会规矩之危险.当然，它也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个体难以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追求无所顾忌的个人自由。

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他是事业就是继续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进于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哲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

所以，在中国思想中，后两种逻辑非常流行、发达。[20] 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六章，第六节。[6] 修学即修养的工夫，即证会、性智。基于此，张东荪认为逻辑大致有四种：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形而上学的逻辑及社会政治思想的逻辑。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在科玄论战之前结合中西文化大谈直觉的梁漱溟先生。

因此，这两种逻辑并不为文化所需，自然也就不能发达起来。视觉、听觉如何通内外？如我们后文所述，在古希腊以来的原子论思想传统中，视觉只能把握外物的外在形状而无法进入物自身，是无法通内外的。可以说，清谈误国的罪名并非后人追加，而是清谈当代士大夫阶层多数人痛定思痛的共识。

此后，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涉及了此一问题，较为深入的专著有王葆玹的《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年版）。（按：此段原文中有夹注，今略去。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哉？又说：有亡国有亡天下。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参阅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中篇《从黄金到土泥：名士清谈及其历史时代》）此外，叶柏村、信应举等人也都撰文论述魏晋清谈的风貌及影响，丰富了20世纪以《世说》为中心的清谈研究。然而济世成俗，终非急务。

但随着时代发展和学术进步，20世纪以来，学者观照清谈之意义，则多从哲学思想史及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入手，要求对魏晋清谈的历史价值进行重估。魏正始为第一期，魏晋间为第二期，西晋为第三期，东晋为第四期。后作为附录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本《魏晋玄学论稿》，2001年版。除了从学术思想上进行客观研究，不少人还对清谈文化注入了主观感情，出现了不少翻案文章。

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其最著名者当首推汤用彤氏的《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有关清谈的主要论题大都做了深入探讨。（钱穆《国学概论》第五章《晚汉之新思潮》）40年代，探讨和争鸣仍在继续。缪钺则认为：魏晋清谈之变，可分为四期。

近代以来的清谈文化研究，首先发端于东瀛，以市村瓒次郎发表于1919年的《清谈源流考》（《史学杂志》30卷4、5、6、9、11号连载）振起先声，其后方波及海内，至今不绝。紧承清谈起源问题的是魏晋清谈的分期及流派研究。

最后是对于魏晋清谈的评价问题。其实，有晋一朝持此观点的不乏其人。

唐翼明的博士论文《魏晋清谈》专设一章，主要利用清言渊薮《世说新语》中的清谈材料，从参与方式、程序、术语、准备、理想境界、游戏与社交色彩诸方面勾勒了清谈论辩在形式上的大致轮廓。前面说过，清谈误国是古人对清谈的总体评价，考虑到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及士大夫所特有的天下关怀，这一观点自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研究表明，清谈的核心内容就是由《老》、《庄》、《易》三书所组成的所谓三玄。通行的说法有三种，一是刘大杰的名理和玄论两派说（刘大杰《魏晋思想论》，1939年著，今可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一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清议和清谈两派说，（宫崎市定《清谈》，载《史林》31卷1号，1946）一是汤用彤的贵无和崇有两派说。（孔繁《从〈世说新语〉看清谈》，载《文史哲》1981年第6期）蒋凡也在其近著中专列清谈未必定误国一章，指出：玄理清谈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理论思辨，曾起了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对于清谈作为一种谈辨风气的形式肇端问题，学界大多持汉末清议说，陈寅恪、唐长孺、杜国庠等学者多持此说，几成定论。

同样是对清谈之方式的研究，范子烨则拈出口谈一词，对口谈的场所、基本模式、音调、番数、道具等问题进行历史还原，生动翔实，别开生面。对前一问题，学术界不约而同追溯至东汉，但在思想渊源究竟出自王充还是马融则存在争议。

至于魏世，遂有‘清谈之目。既然肇事者主动投案，无怪后人盖棺论定时要作诛心之论了。

至于清谈的流派问题，一般在分期问题中就被涉及。）三说着眼点不同而各有理路，特别是汤氏之说，能将魏晋清谈各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学说有机贯穿，乃最具通识之卓见。

三玄之说大概兴于南朝，而始见于《颜氏家训·勉学篇》，其文略云：何晏、王弼，祖述玄虚，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往复，娱心悦耳。（《晋书·范汪附子宁传》）余如干宝、葛洪、裴頠、江惇、卞壼、应詹、熊远、陈頵等亦著论严辞批评，就连清谈名士如王衍、桓温、王羲之等人，也都或自责或反省，将亡国之咎归诸他们私心雅好的清谈。当代学者对于魏晋清谈的乐观认识是否拜这位美学家之赐因而有些矫枉过正的成分，也许是可以打上一个问号的。贺昌群误读此句，谓指马融。

1934年，容肇祖出版《魏晋的自然主义》一书，开篇第一节标题便是：何晏、王弼的冤狱，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何、王、阮、嵇、向、郭等魏晋清谈家的思想，并称何、王之思想实为魏晋间的第一流，（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从而肯定了清谈的积极的一面。但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不难窥见20世纪以来人们对魏晋清谈的认识不断深入的清晰脉络。

（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其实，若一味地上溯还可追溯到战国时代的庄子，但也会使论题离清谈的思想实质越来越远。魏转而为晋，何益于世哉？……理致清远，言乎？德乎？清谈之祸，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犹未已也。

（孙道昇《清谈起源考》，《东方杂志》42卷3期，1946）两年后，杜国庠撰《魏晋清谈及其影响》一文，认为清谈的滥觞也不能限自正始，在东汉一些经学大师如贾逵、许慎、卢植、郑玄、马融的身上，已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清谈的作风和因素。所谓魏晋清谈，据台湾学者唐翼明的定义，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此说出自汤用彤《崇有之学与向郭学说》一文，原载《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钱穆说：东汉之季，士厌于经生章句之学，四方学者，荟萃京师，渐开游谈之风。察波观澜，这一时期的魏晋清谈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了热点。另一位儒生范宁就曾将礼崩乐坏，中原倾覆的责任归诸王弼、何晏，指斥二人之罪，深于桀纣。

陈寅恪根据与政治之关系将清谈分为前后两期，以魏末西进时代为清谈的前期，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魏晋南北朝史讲录》）视野宏通而略显笼统。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它包括清谈活动的场所、阶层、程式、术语、道具等诸多方面的探讨，是最具文化色彩的课题。（《晋书》本传）这段文字屡被称引，成为绵延千余年的清谈误国论的理论滥觞。

进入专题： 魏晋玄学 。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